在大厂待久了，心会先一步“离职”

一句话概括：互联网大厂里有一群人，肉身还在工位上，心却早就“离职”了。他们感官封闭、意义感崩塌，靠一层坚硬的外壳自保——不是躺平，而是情感趋近零度。这篇报道记录了他们“失心”与“重建”的漫长跋涉。

四十多年前，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在《心灵的整饰》里描述过一种工作状态：当情绪成为劳动，人会在「表层扮演」中与自我疏离。这种疏离是对抗压力的防御，也是深刻的职业危害——你的微笑不再是你的微笑，你的友好不再是你的友好，你成了一个空心运转的零件。

如今，「职场空心人」被高频提及：热情、信念被掏空后，感官封闭、意义感崩塌，为了自保把自己隔离。他们不是躺平，而是情感趋向零度，心被锁进那层进化出的坚硬外壳。

把互联网大厂作为观察样本，是因为它完整经历了从狂飙到收缩的周期，也是「空心人」现象较集中、有对照意义的地方。时代更迭之下，曾经「All in」「大力出奇迹」「狼性」这些亢奋词，变成了「活水」「苟住」「优化」。一些曾以为能掌控命运的年轻人，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连家人都回避的「空心人」。

初露锋芒

张平竞发现自己「看不见」了。那是他在大厂工作的第四年，周围的一切好像被压缩成了单一的灰白色。每天穿梭在绿化率过半的园区里，他不知道春天什么时候来、夏天什么时候走。「我看不见花开，看不见树叶变黄。」一次跟同事过马路，他问「这里啥时候装的红绿灯？」同事说：「哥们儿，这红绿灯装了3年了。」「心思不在这上。」他意识到感官在丧失。

可当初刚进大厂时，他完全不是这样。2019年，张平竞入职长三角一家互联网大厂，一进门就感受到「刘姥姥进大观园」般的震撼：几栋玻璃外墙的大楼首尾相连，随处可见休息区和会客椅，身边都是捧着电脑一路小跑、朝气蓬勃的年轻人。公司旁边那家可以抽烟的半露天咖啡馆，十几张小桌总是满座，三四个年轻人挤在一起，烟雾缭绕，亢奋地探讨着业务，「预算」「颠覆」「革新」是高频词。他也被「点燃」了。

那时的加班，不是打卡强制，而是源于一颗「渴望做出点什么」的心。「晚上11点园区还灯火通明。」外界同情大厂人加班，张平竞却不觉得苦。为了推进重点项目，他常牵头协调十几个部门，甚至跳出本职去各地对接资源。有一个项目，他连续出差29天，辗转四五个省，最高纪录那天接了120多个电话。项目落地时的巨大成就感，让他觉得值。

激情也不是白燃烧的。在那个大谈增长的年代，财富自由似乎指日可待。刚入职时公司每年涨薪至少5%，实际常在10%以上。有一年，他每个月的底薪就比前一年涨了5000块。发放年终奖时，会让人短暂忘了这一年的辛苦。「一年忙活到头……我比你少50万，我能干吗？我肯定要卷的对吧？」「一下子拿到那么多钱，你是会失去判断能力的。」员工们拿住股票，毫不犹豫地加高倍杠杆买下房产。「那时我们相信，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。」

亢奋的不止张平竞，还有苏雪。只不过苏雪交出那颗「心」是为了生存。毕业第一年没有存款，巨大的生存焦虑迫使她来北京找机会。她应聘的是偏后端的项目包装与物料落地岗位，面试只有两轮。和部门总监聊的30分钟里，生性内向的她极力维持一场表演：「感觉我在扮演一个大厂需要的打工人角色——上进、积极、想要把活儿干好。」

入职没几天，一个大型活动砸了过来。几百个G、几千条零碎的活动记录与现场物料堆在面前，没人告诉她标准，一切全凭摸索。她硬着头皮去找8个小组的负责人沟通，把几十个小时的内容一点点拆解，最终在会上得到总监表扬。「我一个人把一套原本混乱的流程理顺了，在这条流水线上站稳了脚跟。」

算法工程师徐若虹，则带着顶尖学历和纯粹的求知欲进的大厂。她对这个公司最初的热情，源于一个优等生对满分试卷的追求。从小成绩保持年级前几名的她，以为大厂只是一个有着更高难度算力的大课堂，可以继续用高智商和敏感度去解一道道算法题，获得创造性实践带来的快乐。但他们都未曾预料，野心、拼搏还是松弛感，在这台巨大的机器里，都会在相似的时代轰鸣声中逐渐磨损殆尽。

「失心」征兆

热情是一点一点被磨损的。最初的磨损来自评价体系的改变，是「老板逻辑」。以前评价张平竞的是可量化的绩效，到大厂以后一切都以汇报为主、以老板意见为准则。有一次，老板要在外地搞一个项目以填补汇报PPT的某页空白，现实是公司当地根本没这块业务。张平竞撬动十几个部门、花近一个月把关系理顺，老板一句话全部推翻。「你在前面奔跑，他不停往你脚下扔砖头。」

真正让他绝望的，是一句「随便搞搞」。2023年前后，直属领导描绘了一个「集团战略级项目」的蓝图，让他放弃手头一切去接手。大型活动临近时，领导态度突然变了：「大老板那天本来要去的，后来又决定不去了。既然大BOSS不去，你随便搞搞就算了。」这句话彻底击溃了他。「你这是为了公司吗？你不就是为了向上管理吗？」因为这句话，他之前和业务方、合作伙伴的规划全部落空，失去了各方信任，后续工作寸步难行。那段时间，他频繁给朋友打电话倾诉，用四个字形容自己：「被抽空了」。

巨大的空虚感很快蔓延到身体。现在他走进办公楼、坐到工位上就觉得疲惫，一天没做什么有价值的事，回家后却浑身瘫软。还有苏雪遇到的「黄金背锅位」：项目回顾被总监反复挑剔，明明没参加筹备，却被要求「反思你自己的能力」。到后来，只要看到总监发来消息，她会因为恐惧而生理性头痛。一个方案改十几个版本是常态，每次为展示成果转发朋友圈，她都设置成仅同事可见。

「做得越多，错得越多」的现象屡屡发生之后，人们会天然回避责任。程序员孙涛写了10年代码，工作标准更多是让自己不出错，「如果想创新一点代码，结果跑不起来，那就是你的责任。」他和同事心照不宣，就在原代码里「随便加一点什么，只要能跑起来」就行。这种「不敢改、只能补」的回避，很快蔓延到其他工作——定OKR目标时他总结出「2+1套路」：先定两条绝对能完成的，第三条写虚一点，到时候就说完成了60%。

在一些高压团队里，领导的焦虑会转化为对下属的攻击。面对劈头盖脸的斥责，徐若虹本能的反应是沉默，后来发现这只会让上级情绪更失控。为了在这种环境里存活，她给自己戴上「面具」，把心训练成一个能快速过滤情绪、极度理性的漏斗。这种「麻木」是有代价的：张平竞和苏雪是被系统强行抽干力气，徐若虹则是为了不在系统里受重伤，亲手把要做出点什么的念想一层层冻结。

意义幻灭

如果说事情上的拉扯只是增加怨气，真正致命的，是人生信条与价值感的幻灭。最先崩塌的，是权威感与对组织的敬畏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张平竞一年换了四个直属领导，每个新老板上任就树立相反的战略方向。「第一任老板跟你聊得很好，过了半年他被干掉了。第二个老板提出刚好相反的方向。刚准备朝这个方向走，又来了第三任老板。」他再也无法为这些战略方向鼓掌——没有绝对正确的老板，也没有绝对正确的方向，很多上位者只是运气好、站对了队。

一次与HR的交锋彻底摆上台面。团队变动剧烈，有一天HR突然找他谈话：「你对自己这一年的工作满不满意？」这带有危险信号，团队之前已经有人被裁。张平竞直接怼了回去：「作为HR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吗？我的老板换几个你不知道吗……」一周后，那个找他谈话的HR离职了。

伴随组织滤镜碎裂的，还有财富泡沫的破灭。涨薪停滞了，同样绩效年终激励打了5折，曾被吹捧能翻倍的股价变成了「膝盖斩」，按股价高点贷下的房贷成了一个巨大的洞。当相信的组织没有了价值感，房贷还遥遥无期，张平竞爆发了「意义危机」：「我已经尽力了，只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了。」

躯体上也有了反应。有一次连加三天班、两天没合眼，他的左手不受控制地发抖；失眠成了常态，黑咖啡喝完甚至马上就能睡着，「咖啡成了我的催眠药」。回到家，焦虑像炸弹，对家人不耐烦，夫妻关系紧张到极点，年幼的孩子甚至开始害怕他、不愿意单独相处。为了找一丝「我还活着」的存在感，他开始酗酒，有时一个人沿大马路漫无目的地走上两个小时，有时喝完酒住进酒店，「像植物一样在床上一躺」。

张平竞靠酒精麻痹，苏雪则依靠吃东西。被频繁要求重做、连轴加班的第一年她还能忍受，第二年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。每天的生活变成毫无波澜的机械重复：闹钟响、起床、骑电动车去公司、做无用功、下班躺平。以前能治愈她的脱口秀和演唱会，现在很难奔赴了——「去看演出是需要花费'能量'的」。她每天最大的盼头，就是下班后找家饭店一个人大吃一顿。「吃，是唯一不需要消耗精神能量就能获得反馈的方式。」入职第二年，她的体重增加了20斤。

还有人曾相信「熬上去就有意义」，但当上升通道变窄，意义感也一并失去。孙涛发现近几年再往上升很难：「上面一级都挤满了人。」早些年大量扩招，如今都卡在中层。有段时间部门换了总监，给每个人都布置难以完成的任务，后来他才知道总监就是来裁人的。「我再怎么拼也升不上去了。」他失去的不仅是晋升机会，更是「努力有意义」的信念。

当「空心」与AI时代叠加，意义剥夺的进程被极大加快。徐若虹干了近五年后发现，不管职级怎么升、哪怕带了团队，自己依然只是一颗为KPI和临时需求服务的高级螺丝钉。AI让她从创造者沦为流水线末端一个「验收员」——原本需要人缓慢推敲打磨的代码被AI快速生成，省下来的时间只会被塞进更多工作。在一个连写代码的乐趣都被极致效率剥夺的环境里，她彻底迷失了。

抗争和寻觅

也有研究关注职场「意义危机」。《管理学报》今年第3期刊发的《工作意义感与无意义感的前因及关系研究》提到，在「996」和内卷背景下，工作无意义感正在快速蔓延，「工作似乎是为了解决物质的贫困，但它本身却日益呈现出'意义的贫困'」。研究发现，工作意义感前三位是「贡献、自我实现、认可」，而无意义感前三位是「环境、领导行为、工作内容」。但现实中，意义感的前三位原因往往被系统性压制，无意义感的前三位原因则被系统性放大。

被磨损太久的人，往往也丧失感受普通生活的能力。张平竞开始自救。他试着强迫自己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，去观察周围。起初不得其法，后来他注意到家附近的一棵杏树：看着它抽芽、开花、结出青色果子，每天路过都默记青杏长了多大。这棵树治愈了他一部分，心里那种随时会被抽空的恐慌感平息了一些。随后是一个「更大胆的决定」：每晚孩子临睡前的一小时，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。「我这一天都瞪着眼睛在看手机，但这一个小时，我谁也不理了，只属于我和家人。」那一个小时，他陪孩子玩起曾让他觉得无聊的扔球游戏。当他故意没接住球，看到孩子脸上充满成就感的笑容时，他感受到了一种活力。他终于明白，生活的价值感不需要上千万的预算来证明。

苏雪则在物理距离和观察中找回用心的感觉。她去新疆旅游，在打馕房停住脚步，看打馕人把时间花在最具体的动作上：揉面、扎孔、烘烤，「一通繁琐的手工忙活下来，一张馕居然只卖三块钱」。在小县城，卖炸串的阿姨忙个不停却热情招呼客人，「她简直是在把做炸串作为她的事业」。顺着这些，苏雪被剥夺的感官一点点复苏，「那个原本被压得扁平的世界，终于在她眼前重新变得立体了」。

面对「领导怒喷」，徐若虹发明了「情绪搁置大法」：先告诉自己「不要有情绪」，然后打断对方：「我感觉到你现在有点焦虑，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，是不是情绪平复下来我们再聊？」在这一套高度强调「解决问题」的规则下，这招极其好用。她也经历过「复活」的一天：那天早上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与工作无关的算法新想法，纯粹是个人好奇。她没有用任何AI工具，把自己沉浸在代码推演里。「其实最后的结果是好是坏反而没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有这个想法并去实现它的过程。」

向后一步

心的重建，不是一张逃避现实的车票。背负高额房贷和家庭责任的中年人，彻底躺平不现实。张平竞依然每天走进公司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与系统共存。在这家公司待了7年，他摸透了规则、攒够了人脉资源，上面压下来的任务他干得甚至比拼命的新人还漂亮。区别只在于，他收回了那颗「心」：每天自己去食堂吃饭，不投入多余感情，不信老板画的饼，不参与抢资源，不惦记晋升绩效。看着那些抢业务线的年轻人，他觉得「就像小孩子一样」。他退到安全的心理距离之外，默默做完分内的事。

随着心一点点温热，张平竞也能看见别人的痛苦了。一次接孩子放学，他和一位陌生家长聊起来——对方是顶尖大学毕业、在大厂研发部门写程序的程序员，正处在崩溃边缘。张平竞说：「咱们也别害羞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要是真觉得难受，你就抱一个枕头。把这个枕头当成你自己，拍着他睡。」话音刚落，那位一直绷着的中年人当着他的面嚎啕大哭。在那哭声里，张平竞也看到了自己。「内心深处，大家其实都是没有被好好对待过的孩子。」

有人选择留下，有人选择离开。裸辞回老家的第一周，苏雪就去理发店把黑发染成亮眼的薄荷绿——她上班时一直想染这个象征生机与生命力的颜色，却不敢。「我更希望它是暴露在阳光或者是室外流动的空间里，不希望它一直在写字楼里。」染完头发那个下午，她带着电脑去户外咖啡店，一边晒太阳一边创作，一个下午就完成了三个作品。那一刻她才确信，一个人并非一定要在那种紧绷、高压、不断被否定的环境里才能做出好成果。

依然留在系统内的徐若虹，呈现出第三种生存状态——「薛定谔的空心」。她没有辞职，每天照常走进大厂，做着一份外界看来前沿且高薪的工作。她仿佛随时带着两个自我：一个在工位上熟练地戴上面具、屏蔽情绪、高效执行；另一个像悬浮在半空中的旁观者，清醒地审视自己：「如果换一个地方，我该去怎么生活？」她一度怀疑自己是否也被同化。但后来她想明白：一个真正的空心人，根本不会思考「我是不是空心人」这个问题。被系统彻底吞噬的人只会顺着规则狂奔，永远不会停下来质疑规则的合理性。「只要我还在为了找不到创造的意义而痛苦，还在寻找，那这种痛苦本身，就是我存在的最大证明。」

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成庆曾在《「内卷化」与意义世界的重建》中写道：「内卷问题在青年人群中的热议，或许不能简单理解为仅仅在表达人生受挫的沮丧，而可能意味着某些社会心理的转折点，年轻人试图重新理解生理性的'生存'与精神性的'生命'之间的关系，从而试图寻找到'劳动'中可能存在的更为丰富的意义来源与生命目标。」

「人往前走一步，退路其实就多一步。」张平竞说。他后来发现，自己每往前拼搏一步，人生版图就扩大一圈。哪怕大环境变了、系统不再需要他，他也绝不是一无所有。「大不了退回原来的地方，无非就是退一步，我能接受向前，我也能接受后退。」如果现在的他能穿越回两三年前那个至暗时刻，他只想对那个心里被掏空的年轻人说一句：「这个时间不会持续太久，一定会过去的。」